乌有父不慈子不孝，争利其国，灭天理而可为者乎？（胡安国：《春秋胡氏传》卷二十九《哀公上》，第485页） 16 然阳明之说亦有所本。

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。《易经》乾卦的《文言》引孔子的话说：忠信，所以进德也。

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。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，轻忽儒家的地位，又有误读古人之嫌。（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三联书店版，第219页）儒家也重教，那是子以四教的教，有教无类的教，教化的教，而非宗教的教。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，是沿用典籍的初称。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，公正评价儒家学说、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。

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，亦不在儒学之下。所以出语至简，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。所谓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者，即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的第一篇，其中涉及到七种咒誓恶报，但文中只载有六种。

两《论稿》以及寅老的其他中古史研究著作，尽多名儒硕儒大儒通儒儒宗儒英等特指称谓，从中可知寅老对儒家学说和儒学传统是何等钟情顾惜。（陈寅恪：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》，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72页）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：此种学说，其是非当否，姑不置论。魏孝文帝对刘芳的评价很高，许之为经学精洽。对儒家和道教，实际上也有一个如何判教的问题。

新儒家之旧途径 陈寅恪先生在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中，还有一段实际上是归结所论之儒释道关系的话，即：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陈寅恪先生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，固然是吾国思想文化史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题旨，但其意义绝不限于历史的思想文化现象本身，对今而后我中华未来的文化建构和文化建设，亦具有直接的教示意义。

至于菩提一名，中土翻译为道，向为人们所习知。仅专题论述，初步统计就有24篇之多。如以为良田，则陆氏一庄荒矣。陈寅恪先生隋唐两《论稿》所欲考证者，是为隋唐之典章文物制度，亦即文化礼仪和文化秩序的来路和渊源，所用方法为从史实论制度，由人物看渊源，历历有自，一字不虚。

杨素、苏威、牛弘、薛道衡、许善心、虞世基、王劭等都是旧学根底深厚之人。寅老先引道宣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卷丙的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条，有云：（玄奘）染翰缀文：厥初云‘道，此乃人言，梵云‘末伽，可以翻‘度。（其创造者慧思所作《誓愿文》，最足表现其思想。盖中国佛教史，什公实为一分水岭。

而且佛法东来是在汉的儒学一统局面形成之后发生的，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大盛，使原来以儒道两家为主的天下，变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世界。况且寅老在《大乘义章书后》一文中，已经论及判教之说，只不过他所援引者为远公（慧远）破刘虬的五时判教说。

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：释迦之教义，无父无君，与吾国传统之学说，存在之制度，无一不相冲突。至于人与物的关系，实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语词不同而已，相信不致引起误解。

故寅恪先生断言：凡新儒家之学说，几无不有道教，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。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。我的理解，寅老是就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和文化传播的题点，来看待此一问题的。又设余时所为，众生闻小取证，竟不入大，云何言渐？是故顿渐摄教不尽。陈寅恪先生对佛学的关注与研究，主要在释氏的义学方面，故重点在发掘鸠摩罗什、慧远一系的大乘法义。寅老对隋唐社会的整体评估，一则曰，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，二则曰，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（陈寅恪：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（与陈著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合订）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3页。

因法藏字贤首，所以又称做贤首判教。2016年4月23日竣稿于东塾 来源：中华读书报 进入 刘梦溪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陈寅恪 儒释道 。

正是具有此种出处的儒门素子，扮演了与以举业出身的浮薄士子誓不两立的角色。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。

此方名少，是故翻之，悉名为‘道。所以陈寅恪先生在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中写道：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。

但禅学部分亦有涉猎，如《论禅宗与三论宗之关系》，虽系先生一篇未完之草稿，但所论内容极为重要，实即将禅学与义学会而通论之作。寅老写道：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，不同于凡庶，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。橘迁地而变为枳，吾民族同化之力可谓大矣。尤其关于男女性交诸要义，则此土自来佛教著述，大抵噤默不置一语，纵为笃信之教徒，以经神州传统道德所薰习之故，亦复不能奉受（陈寅恪：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》，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74页）。

但父、兄均为齐武帝所杀，所以在太和十七年，王肃自齐国都城建邺北奔到魏国，受到魏孝文帝的礼遇和器重，授予辅国以及大将军长史等职衔。所以法显在巴连弗邑摩诃衍僧伽蓝得到的摩诃僧祇律([梁]释慧皎撰《高僧传》（汤用彤校注）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89页)，即属于大众部。

降及唐代，历年虽久，而其家风礼法尚有未尽沦替者。至新儒学的出现，既是儒家自身的更化与革新，又是三教合一的思想范例。

第三种是对佛道二教持调停的态度，代表人物为写《北山移文》的南齐人孔稚珪。（陈寅恪：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271页）盖韦保衡者是一特例，其人凡素所不悦者，必加排斥，而不在党之新旧也。

非惟罔上当时，亦乃取笑天下。及小乘律之类，与佛教史有关者多。后知其意义不切当，而教义学说，亦渐普及，乃专用对音之‘菩提，而舍置义译之‘道。而贯穿之思想线索，则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人物学养和礼仪制度的南北交融互动。

故寅老说：此种思想上之态度，自六朝时亦已如此。唐代华严宗大师智儼的弟子，有华严三祖之称的法藏（公元643～712），著有《华严金师子章》一书，其中论五教一节，将佛教按教义判分为小乘教、大乘始教、终教、顿教和圆教五种（见方立天《华严金师子章校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29—30页），成为佛教史上有名的判教学说，被一些学者奉为圭臬。

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，若玄奘唯识之学，虽震动一时之人心，而卒归于消沈歇绝。以此之故，音韵训诂上，大有发明。

且制礼作乐，事归元首，江南王俭，偏隅一臣，私撰仪注，多违古法。寅老又引嘉祥《法华玄论》及窥基《妙法莲华经玄赞》等，来参证慧远之说。